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博士生游志强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发表专文《台湾“斗争性”政党政治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作者认为：“政党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个不断试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竞争所带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会引发社会对政治制度本身及其背后政治文化的思考，并转而成为一种新的诉求推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嬗变。⑫

　　台湾‘斗争性’的政党政治推动着台湾地区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嬗变的同时，也推动着不同政党在台湾执政时两岸关系向着不同的方向演进。而这种政党政治又是‘’势力裹挟民意、劫持民主的结果，这种包含‘’势力，并以其为一方主角的政党政治，必然给台湾各项建设和作为台湾生存发展基础的两岸关系造成极大的破坏和冲击。⑬

　　确实如此，回顾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后，执政至今的政治实践，已经在台湾实现全面执政，伴随着其推动‘’方式的多样化‘，’分裂分子借助多种方式推动“”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当前形势下，台湾‘斗争性’政党政治为‘’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助推力。”

　　台湾蓝绿政党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两岸关系定位和主张的不同：有党纲，明确反对。

　　所谓政党政治，指的是政党在政治运作中的核心地位，即由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参与国家政权并在国家事务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政治。概括地说，政党政治是指一个国家对政党的法律认可；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机制；政党自身存在和活动方式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国家与社会对政党存在和运行方式的影响。①

　　台湾的政党政治表现为以和为核心的蓝绿对峙竞争关系，其主要模式是蓝绿二元对峙的大格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政党政治也出现一些新模式。无论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主要模式，还是时代因素促成的新模式，都对两岸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现代政党是联结公共权力系统与公民、社会的桥梁和纽带，是政治参与不断发展的产物。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形成不同目标和任务的政治参与，不同目标和任务的政治参与生成不同性质的政党。②台湾的政党就是如此，在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之后，台湾政治早已成为选举政治，选民用选票选择政党及其领袖并“购买”其政策。以为首的“泛蓝”和以为首的“泛绿”两大政党组成的“两党制”已经成为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主要模式。

　　在非此即彼的选举中，为了争取选民，和必须在选举活动中将本党的政策主张与公众的政策议程衔接起来，以期能够争取选民的认同，扩大自己的影响。③台湾历届领导人的选战活动是这一论断的有力证据，尤其是在近年来的台湾最高领导人选战活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根据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台湾地区历届领导人选举中不同党派得票率、主要政党在县市长选举中的得票率和席位以及立法机构选举得票率和席次率的情况如下表所示。观测表中的资料，我们不难发现：

　　和的资料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但尽管如此，二者仍然是台湾众多政党中最为庞大且最为核心的政党。表中数据也印证了前述论点：和组成的“两党制”是台湾政党政治的主要模式。

　　表2：台湾地区主要政党在县市长选举中的得票率和席位（1989—2014）

　　梳理表1至表3的资料，首先是台湾领导人选举中不同党派的得票率资料，相较于2012年，2016年选举中其他政党12.83%的占比率远高于2012年的2.77%；其次是台湾主要政党在县市长选举中的得票率和席位，在2014年的选举结果中，其他政党所占比例与前几年相比，大幅增长；再次是在台湾立法机构选举中，2001、2004、2008和2012年的资料属于台联所得，2016年的资料系台联和新崛起的“时代力量”所得，并且2016年的得票率高于2012年的得票率。

　　这样的资料变化趋势表明，随着政治环境的演变，台湾民众在用选票选择政党时，不仅仅限于非即的选择，他们还可以选择随着时代推进而涌现出的新势力。而这些新势力在台湾政党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作用力不可小觑。

　　关于台湾政党政治中涌现的新势力，首先要探讨的是2014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出现的“柯文哲现象”。柯文哲作为一个政治素人，无党籍且从未参加过任何社会公职，在岛内政治经济中心、蓝大于绿且已经连续执政16年的台北市，相继战胜了来自和两大政党的挑战者，以82万选票、58.2%的得票率赢得台北市市长的选举。柯文哲创下了政治素人在台湾地区高层级地方选举中获胜的纪录，尽管争议不断，却始终民望高企不坠，这种现象被称为“柯文哲现象”。④

　　其次，新崛起的“时代力量”是台湾地区政党政治中另一重要的新势力。“时代力量”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在台湾2016年新一届“立法院”选举中异军突起，一举拿下“区域立委”3席、“不分区立委”2席，取代亲民党而成为台湾地区新一届“立法院”的第三大党，而之前作为第三势力“”党代表的“台联党”，则在这次“立法院”“大选”中失去了所有的席位而沦落为“泡沫党”。⑤

　　台湾政党政治中涌现出的“柯文哲现象”和“时代力量”的崛起，并不是偶然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台湾政党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在“斗争性”政党政治的生态环境中，与逐渐衰败相反的是在政党斗争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并开始扶持“时代力量”这样的新兴势力，不断创造外部条件促使新生力量崛起。

　　新生力量的先天条件占据优势。与候选人连胜文的权贵背景不同的是，柯文哲出身本土平民家庭，个人奋斗的经历更能得到社会尊敬，其“非典型政治人物”的特质也容易获得普通人的信任。⑥而“时代力量”则主张“推动台湾的国家地位正常化， 国民皆享有作为一国之民的基本尊严与权益。”其政策主张很明显地传达出“时代力量”是一个“”党，属于“泛绿”阵营，但其政策主张却在台湾获得很大一部分青年和中产阶级“草根”力量的支持。新生力量来自于基层大众，其“草根性”的先天条件促使他们在台湾政党政治中更容易存活。

　　台湾民众的公民意识高涨。近年来台湾社会公动蔚然成风，“红衫军”、反对美牛进口、“反ECFA”、“反服贸协议”、反调整课纲等运动接二连三地爆发，台湾社会“蓝绿对抗”、统“独”之争不断被推向风口浪尖，柯文哲、“时代力量”等新生势力借机参与其中，充分利用移动新媒体宣传造势，迎合台湾青年世代的政治诉求，利用网路等新媒体与民众拉近距离、吸引眼球，从而在选战中获得支持并取胜。

　　“柯文哲现象”对国、民两党都有很大的鞭策，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台湾政治的发展，开创了政治发展的新模式。⑦无论是“柯文哲现象”，还是“时代力量”，都代表着台湾政党政治的新生力量，意味着除了和之外的第三势力在台湾还存在着一定的生存空间。台湾政党政治的生态环境正发生着新的变化，享有一定号召力的新生势力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台湾政党政治的舞台，在和的斗争中获得一席之地。但这些新生势力是否能够改变台湾政党政治的格局，是否会同“台联党”一样最终沦为“泡沫党”，这些问题都有待台湾政党政治实践的检验。

　　目前，台湾政坛“政党轮替”已呈现出常态化趋势，其两党制格局与稳定的趋同性两党制不同的是，台湾的两党政治体现为对立性的两党制，轮流执政伴随着激烈的冲突。和坚持意识形态的强度不同，有着较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将“”理念和政策作为价值诉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政治动员中更强调对抗性。⑧这种对抗性的政党政治对两岸关系有着重要影响。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016年上台执政是台湾“政党轮替”常态化的重要标志，如前所述，在选举政治的大环境下，台湾民众用选票选择自己喜好的政党成为执政党。根据表1至表3的资料显示，在2014年台湾主要政党参与县市长选举、2016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中均占据优势，这一现象表明台湾民众在这一阶段更青睐于。

　　而的执政理念众所周知，充分体现在其上台执政一年多来的政治实践中。台湾民众基于政党偏好选择了，而这一选择却激化了两岸关系，两岸多年来和平发展取得的果实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另一方面，柯文哲以“超越蓝绿”的主张胜选，显示了台湾民众对蓝绿政党恶斗的厌恶。⑨从图1台湾民众政党偏好分布图中，我们亦可以发现，除、两大政党之外，台湾民众在“斗争性”的政党政治中更趋向于选择“中立无反应”，而一些诸如“时代力量”等新势力的出现，为台湾政党政治注入新鲜力量的同时，也为台湾民众的选择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

　　由此，台湾民众的政党偏好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有弊，但亦有利，在今后的对台工作中，我们可以采取措施争取中间大部分“中立无反应”群体的力量，在台湾政党政治中为促进两岸关系的积极面向而作出理智的选择。

　　观察台湾政党政治的社会根源，可以看出国家认同是最具争议和分裂性的社会议题，其核心是持续推动渐进或激进“”、排除统一选项，还是维持现状并保留两岸未来统一选项的问题。⑩

　　诚如此言，和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严重冲突，尤其是在国家民族认同问题上缺乏基本的共识，这对台湾民众在台湾人/中国人认同问题上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台湾地区“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统计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趋势：台湾民众关于“我是台湾人”的认同趋势整体呈上升趋势，并在近几年的统计中均超过半数；台湾民众关于“台湾人和中国人”二者都认同的比例并不乐观，以2007年为分界点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台湾民众关于“我是中国人”的认同趋势更是“可悲”，明显的下降趋势且在2008年之后的历年资料中均未超过5%。台湾民众在台湾人/中国人认同上的趋势分布，充分体现了台湾地区政党政治对台湾民众在台湾人/中国人认同方面的影响，而这一结果进而影响到两岸关系的认同和进展。

　　台湾的两党体系是由选举制度和社会分歧所共同形塑的，以单一席位选区、相对多数当选为主要特征的选举制度，有利于两党政治和政党政策及选举策略的趋同，然而，以“累积性社会分歧”为特征的台湾社会，又容易导致趋异的政党体系。⑪

　　正是基于“累积性社会分歧”，和长期处于区隔与斗争状态，而在每一次选战中，两党之间尤其是不断以冲突的方式固化和强化两党之间的隔阂，宣扬其“”等诉求，强调台湾的“主体性”和“本土性”，并不断在选战中通过各种途径渗透进台湾民众的思想，从而左右其统“独”立场。

　　台湾民众在“斗争性”政党政治的影响下，做出非理智的统“独”立场选择，而这种选择结果被意图不轨的政党充分利用，为其推行自己的政党政策披上“民意”的幌子。如图3所示，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趋势，在政党政治的影响下，关于“维持现状”、“偏向统一”、“无反应”和“偏向独立”的趋势都并非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其未来趋势亦不容易预测。由此可见，台湾政党政治对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影响之深。

　　政党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个不断试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竞争所带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会引发社会对政治制度本身及其背后政治文化的思考，并转而成为一种新的诉求推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嬗变。⑫

　　台湾“斗争性”的政党政治推动着台湾地区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嬗变的同时，也推动着不同政党在台湾执政时两岸关系向着不同的方向演进。而这种政党政治又是“”势力裹挟民意、劫持民主的结果，这种包含“”势力，并以其为一方主角的政党政治，必然给台湾各项建设和作为台湾生存发展基础的两岸关系造成极大的破坏和冲击。⑬

　　确实如此，回顾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后，执政至今的政治实践，已经在台湾实现全面执政，伴随着其推动“”方式的多样化，“”分裂分子借助多种方式推动“”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当前形势下，台湾“斗争性”政党政治为“”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助推力。

　　②徐锋：《“法理”与台湾政党政治的新发展》，载《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③参见徐锋：《“法理”与台湾政党政治的新发展》，载《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④参见杨立宪：《“柯文哲现象”探讨——兼论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影响》，载《台海研究》2015年第3期。

　　⑤参见朱艳丰、林怀艺：《台湾政党政治中的“时代力量”》，载《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⑥参见杨立宪：《“柯文哲现象”探讨——兼论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影响》，载《台海研究》2015年第3期。

　　⑦杨立宪：《“柯文哲现象”探讨——兼论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影响》，载《台海研究》2015年第3期。

　　⑧参见陈星：《简论台湾政党政治发展及其趋势》，载《台湾研究》2010年第6期。

　　⑨赵鹏：《与“时代力量”关系的演变及大陆的应对策略》，载《统一战线期。

　　⑩林冈、曹军强、姚奕：《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及其对岛内政党政治的影响》，载《台湾研究》2015年第1期。

　　⑪林冈、曹军强、姚奕：《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及其对岛内政党政治的影响》，载《台湾研究》2015年第1期。

　　⑫陈星：《简论台湾政党政治发展及其趋势》，载《台湾研究》2010年第6期。

　　⑬参见余科杰：《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几点认识》，载《新视野》2011年第1期。